1985年，冯友兰90岁寿宴，梁漱溟回信拒绝：只因你曾谄媚江青，我不愿参加

发布日期：2025-12-17 02:02    点击次数：54

声明

本文基于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,结合公开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化加工创作。文中对话、心理活动等细节为合理推测,目的是增强文章可读性,尽可能还原历史情境。核心史实(人物、时间、地点、重大事件)均真实可考。

引子

1985年初秋,北京大学为冯友兰筹办90岁寿宴。

女儿宗璞拿着请帖名单,一个个打电话。看到梁漱溟的名字时,她停了一下。父亲坐在一旁说,一定要请他。

宗璞拨通了电话。梁先生在电话那头客气,但语气很淡。

几天后,一封信送到冯家。宗璞拆开,脸色变了。信很短,就一句话:「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,故我不愿参加寿筵。」

冯友兰接过信,看完,手抖了抖。他坐在书桌前沉默了很久,然后让宗璞寄一本刚出版的《三松堂自序》过去,自己又写了封信。

信里,他承认批林批孔时写的那些文章,「有哗众取宠之心,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」。

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,梁漱溟突然登门。

两位老人关上门,谈了很久。出来时,梁漱溟眼眶红了。那天下午,他们到底说了什么?

01

1949年12月,北平已经变成了北京。清华园里飘着雪。

冯友兰站在三松堂前,看着院子里的三棵松树。这三棵树是他亲手种的,一棵代表父亲,一棵代表母亲,一棵代表他自己。

国民党撤退前,派人来接他去台湾。冯友兰没走。

他是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,是写出《中国哲学史》的学者,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、师从杜威的哲学家。他本来可以走。

但他没走。

他54岁了,研究了一辈子中国哲学,他想留在这片土地上,继续做学问。他相信新政权会尊重知识分子,会给学术自由。

1950年开始,他就知道自己想错了。

哲学界展开了对他的批判。他的思想被当成唯心主义的代表,他的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。批判会一场接一场,他得低着头听别人骂他。

1952年院系调整,冯友兰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。批判更密集了。从老师到学生,几乎没人没写过批判他的文章。上课的时候,学生们把课堂讨论变成批判会。

他坐在那里,就像坐在烧红的铁板上。

1955年,又批判他。这次是冯友兰带头,批判梁漱溟。两个人曾经是北大的同事,梁漱溟还当过冯友兰的老师。但现在,冯友兰得写文章批判他。

他写了。

他想,只要批判自己,只要跟着走,总能保住做学问的机会。他开始写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,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解释中国哲学史。

他写得很吃力。那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,他用得很生硬。但他还是写,一直写到1966年。

然后,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

02

1966年6月,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。

冯友兰当天就被揪出来了。他被戴上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」「反共老手」的帽子,站在批斗台上,被人按着头往下压。

7月,红卫兵来抄家。他们封存了冯友兰的文物和书籍,冻结了工资,老两口每人每月只发12元生活费。

8月又来抄家。这次更狠,把家里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。老两口只能住一间房子,其他房间都被锁上。后来,他们家一共住进了5户人家。

秋天到了,天气凉了。御寒的衣服取不出来,冯友兰只能披着麻袋,顶着寒风去开批判会。

71岁的老头,披着麻袋,弯着腰,被人推着走在街上。清扫大街,是他主要的劳动。

更难熬的是病。

冯友兰患了严重的前列腺肥大,小便不通。去医院,医院不收。他是「反动学术权威」,不配住院治疗。

他给北大哲学系的文革小组组长写信,汇报病情。信写得很卑微,很恳切。

直到尿中毒了,1967年1月15日,他才被批准住进北京医院。医生说得做两次手术,第一次在膀胱和肚皮上开孔,插导尿管,用瓶子接着,挂在腰间。过一段时间,再做第二次手术,切前列腺。

第一次手术刚做完,医院被造反派夺权了。冯友兰又被赶出来。

他只好捧着尿瓶子,继续接受批斗。

批斗会上,造反派念材料:「冯友兰是一个几十年来一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……」

冯友兰低着头,捧着尿瓶子,一动不动。

红卫兵发现,这老头脸上总是带着一种奇怪的笑容。像苏格拉底那种笑容,很平静,很淡然。

「你为什么要笑?你笑什么?」

冯友兰说:「我的脸型天生就是这样的。」

经过多方努力,两个月后,他才被批准做第二次手术。

他的女儿冯钟璞、儿子冯钟越,也因为「冯友兰的女儿」「冯友兰的儿子」被批斗。他的孙子冯岱,才5岁,被幼儿园开除了。

他留了一辈子的长髯,也被勒令剃掉。

1968年秋天,冯友兰被工宣队骗出去,实施隔离审查,开始劳动改造。73岁的人了,进了牛棚。

在牛棚里,大教授们济济一堂。批判冯友兰的时候,造反派说他是「反动学阀」,罪行最重。

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出去。

到了1968年底,形势稍有变化。有关部门认为,搞唯心主义哲学研究的人还是要保留几个。冯友兰被放出牛棚,恢复了一些自由。

但他知道,这只是暂时的。风向随时会变。

03

1968年底,形势有了一些变化。

有关部门认为,搞唯心主义哲学研究的还要保留几个人。冯友兰得以离开牛棚,恢复了一些自由。

但他知道,这只是暂时的。风向随时会变。

1973年10月,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。

冯友兰一听到消息,心里就紧张起来。批孔?自己研究了一辈子孔子,写了那么多尊孔的文章,这不是要把自己再揪出来吗?

他想起1966年的批斗台,想起那个麻袋,想起那个尿瓶子。他今年已经78岁了,再进一次牛棚,可能就出不来了。

与此同时,梁漱溟也收到了表态的压力。

梁漱溟比冯友兰大两岁。1918年,冯友兰在北大读书时,梁漱溟是他的印度哲学老师。两个人都研究儒家,都是「新儒家」的代表。

但梁漱溟的处境不太一样。他是政协委员,开会点个名就行,没人逼他写文章。

梁漱溟选择了沉默。

可有人不让他沉默。政协会上,有人说:「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,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,立场问题。」

又有人说:「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,有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,影响全国,群众欢迎。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,公开表态,影响会更大。」

梁漱溟摆手:「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,我怀疑他文章所说的是否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。」

会上立刻有人反击:「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?你对当前运动持什么态度,已经暴露无遗了。」

梁漱溟还是不批孔。

1974年2月22日到25日,他用了两个半天,做了长篇发言。他说,孔子不是复辟倒退的代表,儒家不是保守反动的。

发言结束时,主持人问他有何感想。

梁漱溟说:「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。」

这话传到冯友兰耳朵里,他坐在书房,看着窗外的松树,沉默了很久。

他做出了另一个选择。

04

1973年8月,冯友兰发表了《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》。

文章说,自己以前尊孔是错误的。现在能参加批孔运动,是一种「更大的幸福」。

《光明日报》全文转载。

各地的信像雪片一样飞来,鼓励他,表扬他。有青年,有老年;有学生,有解放军,有农民,有工人。每天都要收到好几封。

冯友兰想,自己这次选对了。他不用再回到那个批斗台上了,不用再披麻袋了,不用再捧尿瓶子了。

他被任命为北大、清华大批判组(「梁效」)的顾问。主要任务是查成语、典故的出处,为文章「把关」。

1974年6月,冯友兰在天津因丹毒急性发作住进医院。躺在病床上,他吟了几首诗,让护士记下来。后来又吟了许多首,一共25首。

9月14日,这25首咏史诗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上。

其中第11首是写武则天的:

「则天敢于作皇帝,亘古中华一女雄。」

这首诗一出来,麻烦就来了。

当时江青正在导演批孔的闹剧。她有野心,想当「女皇」。冯友兰写诗称颂武则天,被认为是在「谄媚江青」。

冯友兰后来解释,自己是从「批儒」的观点出发,认为武则天「反儒」最彻底,根本不知道江青有当女皇的企图。他说自己向来不信小道消息,坐在书房也听不到什么,只信报纸上的消息。

但这个解释,没人信。

梁漱溟看到这首诗,心里很不舒服。他给冯友兰写了封信,批评他,要他答复为何这么做。

不久,冯友兰带着女儿宗璞,悄悄登门拜访梁漱溟。

两位老人坐在梁家的客厅里。冯友兰叙述自己的理由,包括苦衷。宗璞坐在一旁,不敢说话。

梁漱溟听完,沉默了很久。他看着这位比自己小两岁的学生,想起当年在北大讲台上的意气风发,想起1921年自己出版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时,冯友兰专门写文章向美国学术界介绍。

最后,梁漱溟说了一句话,让冯友兰回去后整夜未眠……

05

梁漱溟说:「人各有志,且各有所难。但某教授,你研究了一辈子儒家,难道不知道『修辞立其诚』吗?」

修辞立其诚。这是儒家的基本要求。诚于中而形于外,说话要说真心话。

冯友兰回到家,坐在书房里,翻开《易经》。「修辞立其诚」,出自《易·乾·文言》:「修辞立其诚,所以居业也。」

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北大读书,读到这句话时的感受。他想起自己写《中国哲学史》时,是如何力求实事求是,不依傍任何人。

现在呢?

他继续参加批林批孔。1975年,他的《论孔丘》一书出版。书的前言里写:「从尊孔到批孔,从觉得好像是灾难,到确实觉得是幸福,这是一种思想改造上的转变。」

1976年,他还写了《孔老二的「拨」与走资派的「扭」》。

但他守住了一条底线。

那个时代,有很多儿子揭发父亲,妻子揭发丈夫,兄弟反目,父子成仇。有人为了表忠心,把身边的人往死里整。

冯友兰没有。

他从不揭发别人,不陷害别人。传言他揭发章廷谦是国民党,导致章被打为历史反革命,妻子疯了,儿子自杀。后来查证,不是因为冯友兰。冯友兰在交代中说自己和章廷谦都是国民党,但这不构成「历史反革命」。真正把章打成反革命的,是军宣队。

章廷谦的儿子1967年自杀,章妻中风,都在1969年之前,跟冯友兰没关系。

这是冯友兰做人的底线。他可以违心地批孔,可以写应景的文章,但他不害人。

1972年,他写了一首诗:「若惊道术多迁变,请向兴亡事里寻。」

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多变,他心里是有感叹的。

06

1976年10月,「四人帮」垮台了。

消息传来,冯友兰正在家里。宗璞看见父亲眼眶红了。

但接下来的日子,并不轻松。

「梁效」写作班子解散,冯友兰被关押审查。1977年到1979年,他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,要求「说清楚」与「四人帮」的关系。

批判会又来了。背靠背批判,轮流发言。

81岁的老人,又坐回了那个位置上。

1977年秋天,任载坤病倒了。肺癌晚期。

任载坤是河南新蔡人,辛亥革命先辈任芝铭的女儿。1918年,她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,和冯友兰在北大哲学系毕业是同一年。两个人一起回开封结婚,那年冯友兰23岁,任载坤24岁。

从1918年到1977年,59年。

抗战时期,在昆明西南联大,条件艰苦得不行。任载坤在校门口摆摊卖麻花,养活一家人。冯友兰的字画卖不出去,任载坤的麻花却排起长队。

文革时期,被抄家,任载坤护着冯友兰,想尽办法保住他的书稿。

现在,她走了。

冯友兰写了副挽联:

「同甘苦共患难忆慈颜五九载,荣辱安危相倚问心无愧;期白首等黄泉悼贤妻半世纪,琴断弦鸾分镜今成永诀。」

任载坤去世时,冯友兰还在接受审查。他甚至不能好好给妻子送终。

宗璞搬回来,陪着父亲。她身兼数职:秘书、管家、门房、护士、跑堂,什么都要干。她自己还在写长篇小说。

1979年,冯友兰获准异地参加中国哲学史讨论会,发表文章。审查结束了,但没有给他平反,也没有给他定罪。就这么不了了之。

07

1980年,冯友兰85岁了。

他决心重写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。这次,他不依傍任何人,只写自己真正想说的话。

他在《三松堂自序》里,深刻反省了自己批林批孔时期的错误:「我在当时的思想,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,而有哗众取宠之心,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。」

不是立其诚,而是立其伪。

这句话,写得很痛。

1981年,他口述完成《三松堂自序》。1982年,获准赴美参加国际朱熹学术会议。

宗璞陪着他去。在机场候机时,冯友兰心情很好,即兴赋诗一首:「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人生九十始,笑看落花流。」

他开始找回做学问的感觉了。每天伏案写作,一写就是几个小时。眼睛不行了,宗璞就念给他听,他口述,宗璞记录。

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一卷一卷地写出来。

1985年,北大为他筹办90岁寿宴。宗璞拿着请帖名单,给梁漱溟打电话。

几天后,梁漱溟的回信到了:「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,故我不愿参加寿筵。」

冯友兰看完信,沉默了很久。他让宗璞寄去刚出版的《三松堂自序》,又亲笔写了封信。

信里,他承认错误,说:「应该实事求是,不应该哗众取宠。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,说话只能说我真想说的。」如果能这样,就「不会犯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」。

他恳请梁漱溟,暮年一晤。

08

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,梁漱溟突然登门。

宗璞开门,愣了一下。梁先生站在门口,手里拿着《三松堂自序》,眼神很复杂。

冯友兰迎出来。两位老人握手,都没说话。

宗璞给他们泡了茶,然后退出书房,把门关上。

两位老人在里面谈了很久。宗璞坐在客厅,听不清他们说什么,只听到偶尔的笑声。

一个多小时后,门开了。梁漱溟出来,眼眶有点红。

他对宗璞说:「人各有志,且各有所难。律己可以,何必强求于人呢。」

这话,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过。这次,他当面对冯友兰说了。

梁漱溟走后,冯友兰坐在书房,看着窗外的松树,眼泪流了下来。

他拿起毛笔,写了一首诗:「风雨同舟六十年,是非功过后人评。修辞立诚今始悟,白首方知返本真。」

从1985年到1990年,冯友兰又活了5年。

这5年,他完成了七卷本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。1990年7月,全部书稿完成。宗璞替他去人民出版社交稿,踏上楼梯时脚步都很轻快,庆幸父亲终于完成了心愿。

这时也到了宗璞62岁的生日。冯友兰拼尽力气,给女儿写了一副寿联:

「鲁殿灵光,赖家有守护神,岂独文采传三世;文坛秀气,知手持生花笔,莫让『新编』代『双城』。」

他勉励女儿,不要因为照顾他而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。

11月26日晚8点45分,冯友兰在北京友谊医院去世。享年95岁。

弥留之际,他还在反复询问床边的人:「是宗璞吗?是宗璞吗?」

今天,冯友兰的墓在北京万安公墓。墓碑上刻着他的生平,但没有提批林批孔的事。

他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,成为西方了解中国哲学的必读书。在韩国,总统朴槿惠曾说,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是她「生命的灯塔」。

梁漱溟去世于1988年,比冯友兰早两年。去世前,他还在回忆那次和冯友兰的晤面。

女儿宗璞今年96岁,仍然在写作。她完成了「野葫芦引」系列四部曲:《南渡记》《东藏记》《西征记》《北归记》,写的是西南联大的故事,写的是她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。

2005年,她凭借《东藏记》获得茅盾文学奖。77岁获奖,她说:「父亲当年告诉我,莫让『新编』代『双城』。我没让他失望。」

关于冯友兰批林批孔的事,后人评价不一。有人说他没有气节,有人说他是为了活下去。

学者李慎之说:「举神州八亿之众,能不盲从苟同而孤明独照者,屈指有几人?……我们又何能求全责备于一个气血已衰的八十老翁。」

学者陈远说:「冯友兰是在做人方面没有突破做人的底线,这个底线就是不去揭发别人,陷害别人,冯先生没有。」

也有学者说:「冯友兰可超而不可越。后人完全可以超过他,但不能绕过他。」

至于冯友兰自己,他在《三松堂自序》里写:「若惊道术多迁变,请向兴亡事里寻。」

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,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梁漱溟选择了气节,冯友兰选择了妥协。

谁也说不清哪个选择更对。

只是,那个披着麻袋、捧着尿瓶子的老人,和那个说「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」的老人,最终还是在1985年的那个下午,握手言和了。

参考信息来源

本文创作参考了以下公开资料:

冯友兰《三松堂自序》

宗璞《实说冯友兰》

陈徒手《人有病天知否》

周质平《冯友兰与批林批孔》

李慎之《冯友兰先生的两个世界》

维基百科「冯友兰」词条

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纽约时报》相关报道

梁漱溟回忆文章

中国哲学史学会相关研究资料